7月的宏观经济数据已经出炉。对房地产而言，也迎来了一个敏感的调控时间“窗口”。

　　所谓“敏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就宏观经济的表现而言，由于此轮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都超出了预期，宏观调控面临着“两难”局面，长期存在的结构问题和当前突出的紧迫问题都必须兼顾，这就使得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房地产调控，在这样“两难”局面下推进是一个难题；二是就房地产的走势而言，7月房价表明，遏止房价过快上涨的任务还非常繁重。而从普通民众来看，如果当前高高在上的房价不能有一个显着下降，很难说达到了预期效果。

　　所以，下半年如何在“两难”情形下调控房地产市场，就显得至关重要。假如为防经济二次探底，而放松已有的紧缩政策，那么，极可能使来之不易的调控成果毁于一旦；而为纡解民怨，进一步收紧政策以强行降低房价，则可能会伤及经济。

　　从历年经验看，处理好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关键，是房地产开发投资要保持一定增长。而在“两难”局势下推进调控，重点之一是落实好保障性住房计划，同时强化政策的执行力来干预市场预期。

　　此次房地产调控，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调控，但与之前的历次调控一样，重点也放在了抑制需求方面。如上所述，调控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尤其是投机性需求得到了较好抑制，但需求旺盛，反过来说，也是因为供给的不足，而不仅仅是投机所致。所以，正确的调控之道，是需求和供给应同时进行，在引导需求的同时，增加供给。而过去的历次调控，在增加供给，特别是增加中小户型的商品房、经济适用房以及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方面，做得不是很好。中国房价过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投入多少资金和土地去建设各种保障性住房，致使其供给缺口太大，从而导致巨大的住房需求全部拥挤到商品房市场，这势必会使得商品房价格飙升。而实践证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各类保障性住房的大量入市，对缓解供需矛盾，降低房价，有显着效果。

　　鉴于此，此次房地产调控，亦强调加大土地供应，改变过去“面粉”贵过“面包”的局面。从国土部最近公布的数据看，今年上半年全国住房用地实际供应量达5.6万公顷，同比增加约135%，显示住房市场的供应端已有改善，但即使如此，也仅完成全年供地计划的三成。在18万公顷的用地规划中，分配给保障性住房的用地约2.4万公顷，占总量的13%。应该说，不是很多。但目前仅有天津、北京和江苏等少数地方实现了保障性住房用地的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其余近30个省市区未能完成供地计划。地方政府之所以对建设保障性住房不热情，根源还在于其影响财政收入。有关研究表明，全部推进计划中的保障房建设，土地的无偿使用将减少出让收入2500亿元，各种税费的减免也将减少政府收入1500亿元，再加上建设本身所需的4000亿元，资金缺口达8000亿元。而此轮调控已开始影响到地方财政收入，随着地价下跌，使本已感到财政压力的地方政府，更不愿放弃高额的土地收益，从而缺乏足够动力推建保障性住房。

　　因此，要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建设保障住房，在未能改革央地财政体制，赋予地方更多征税权的情况下，国家无疑应承担更大责任，不能把保障房建设仅看做是地方的职责。具体来说，国家可以利用强大的财政能力，对地方因出让保障住房用地而减少的土地差额收入和税收优惠导致的损失一并补偿给地方，以引导地方完成国家的供地计划。目前国家的财力雄厚，额外支出的这4000亿元，并不会影响其他民生项目的支出。

　　另一方面，还应积极引导开发商参与保障房建设。目前有一种舆论导向，认为应将政策性住房供应与商品房供应分离开来，形成低价房、政策房归政府，高价房归市场的局面。此种看法虽不无道理，但如果绝对化，要政府包办政策房建设，不准开发商参与则很危险。须知，政府主导高价房固绝无可能，但市场并不对低价房、政策房的发展无能力和责任，相反市场在其中仍起着巨大作用。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政府采取何种手段和办法，让开发商逐步接受低利、微利时代的到来，开发出一种新的住房发展模式。

　　需要强调的是，在加快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中，应当培育和规范发展租赁市场，特别是公共租赁住房市场。各国的经验表明，公共租赁住房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手段，对解决中低收入居民尤其是刚就业年轻人的住房困难，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为此，要建立健全租赁市场的管理制度，规范市场主体行为，鼓励社会资金发展公共租赁事业，逐步形成规范的房屋租赁市场。

　　城市化使得居民对住房的需求难以逆转。在此背景下，单靠政府短期政策严控房价，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要使高房价降下来而又不损及市场的因子和规则，必须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在制度和长期的体制上有所突破。而眼下的“两难”局面，则考验着调控当局的智慧。